中国广播播音百年发展历程概要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
中国广播诞生于1923年。美国人奥斯邦（E.G.Osborn）租用上海外滩广东路三号大来洋行的屋顶，与美资英文报纸《大陆报》创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呼号为XRO，于1923 年1 月23 日晚首次播出，这是中国境内开设的第一座广播电台。1923年至1926年间，哈尔滨曾进行过无线电实验和无线电广播实验，呼号为XOH，1928年1月1日，新建的哈尔滨广播电台正式启用，更改呼号为COHB。1928年1月1日，沈阳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呼号COMK。1927年3月，东北无线电监督处在北京、天津设立广播无线电办事处。5月15日，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呼号COTN，9月1日，北京无线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呼号COPK。1927年3月18日，上海新新公司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这是一座民营广播电台，呼号为XGX，后改为XLHA，年底，北京也出现了一座燕声广播电台。
1928年8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创办了中央广播电台，其时功率只有500瓦，黄天如是第一任播音员，但当时的播音人员没有完全固定，播音语言和节目都不太规范。1932年新建的75千瓦强功率电台开播，呼号XGOA，广播节目纳入正轨。1933年，由总工程师冯简到北平负责招考播音员，这是国民党中央电台第一次公开选拔播音员。考试分为口试和笔试两项，口试由冯简提问，涉及文史哲、天文、地理、科学等常识，笔试包括地理、历史、语言、数学和用国语注音字母写一篇文章。1935年、1936年中央广播电台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公开招考播音员，对播音员的条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了文化素养，口齿清朗，国语纯正，语气得当，常识丰富等。1933年在众多的报考人员中选拔出的刘俊英、张洁莲、吴祥祜，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比较有影响的播音员，特别是刘俊英，被报刊誉为“南京夜莺”。到1937年七七抗战全面爆发的近十年间，国民党地区共有官办民营广播电台70多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的中央台西迁，于1938年3月10日在重庆恢复播音。部分地方广播电台则由城市前往偏僻地区播音，如福州台前往永安，改名为福建广播电台，长沙台迁往沅陵，改名为湖南广播电台，西安台迁往南郑，改为陕西广播电台，江西广播电台由南昌迁往吉安等。
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出现的民营广播电台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类是教育公益性的，由地方民众教育馆、大中学校或民间组织主办，如无锡的江苏教育学院广播电台、徐州民众教育馆的徐州广播电台、南昌的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广播电台、济南的齐鲁大学广播电台等。第二类是宗教性的，如上海的佛音广播电台、福音广播电台，由佛教会主办。第三类是商业性的，这类电台数量多，大多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杭州、苏州、宁波、绍兴等城市也有一些。据1937年6月统计，全国共有商业性广播电台45座，上海有近30家，如亚美、大中华、东方、华东、华美、友联，华兴、华侨、富兴等广播电台。1934年11月12日，上海成立了上海市民营无线电播音业同业公会，出席代表43人，选举王完白为主席，苏祖国等8人为执委。民营电台播音员分为专职和兼职，专职的称为“报告员”，兼职的称为“播音人（者）”或“游艺员”（大多由京剧、话剧、歌舞、音乐、滑稽剧人兼任），各家电台都只有两位左右的专职播音员，他们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收入，兼职的只是临时性地去担任某些节目的演播。各家电台成立的背景、播出的内容、面对的受众也各不相同。有的电台是商业电台，节目多以市场为导向，播送商业节目和娱乐节目，早期上海的外商电台因以推销收音机为目的，在节目编排上多以音乐为主，辅以新闻、金融交易行情等。开洛电台各分台还使用不同的语言（方言）播音，申报馆分台用的是上海话，大晚报馆分台和巴黎饭店分台用的是英语，神户电气公司分台则使用日语播报。三、四十年代《音苑》《申报》等报刊杂志曾对在各家电台播过音的报告员、游艺人（员）有过文字描写，如王耐雪、密司王、薛陶先生、金枫、敏珊、张芝、华伯明、姚慕双、白萍、哈蓓蓓、竺水招、邵玉华、梨娜、莉英、王爱娜、徐大钧、白亚民、李介夫、黄元鼎、何凤倩、姚国英等。其中，朱美玲被誉为“报告皇后”，称其“口齿伶俐，娓娓动听”“红遍整个播音圈”“拥有大量听众”。在哈尔滨台，陈慎修、李淑玲等，后人也对他们有过文字记录。1941年12月1日，上海成立了播音游艺人员联谊社。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占领的上海，有一座独具特色的反法西斯广播电台“苏联呼声”广播电台，由苏联在上海设立的领事馆以苏商名义创办，于1941年9月27日播音。男女播音员分别是岳起（乐嘉树）、桂碧清。主要报道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和评论，除新闻节目外，还有京剧、越剧等文艺节目。该台还陆续播出过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人的文学作品。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广播事业诞生！在周恩来同志的具体组织下，通讯战士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在延安西北三十余华里的王皮湾小村庄的半山腰上，开凿两孔窖洞作为机房和动力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广播电台的筹建任务基本完成，开始用XNCR 的呼号试验广播。
1940年12月30日，播音员麦风（徐瑞璋）发出了人民广播第一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红色电波第一次飞向天空，把延安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翻开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史的第一页。和徐瑞璋同时担任播音员的还有姚雯，1941年，肖岩、原志清加入了播音队伍，1943年，孙茜加入了播音队伍。由于当时的技术等条件所限，开播不久就停播了。1945年9月11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李慕琳、孟启予参加播音工作。1946年1月，王恂成为延安台的第一位男播音员。1946 年6 月，于一、钱家楣参加播音工作，12月，杨慧琳参加播音工作。在当时的战争坏境中，延安台进行了三次战争转移，1947年3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即，晋察冀鲁解放区接到中央指示，立即着手筹建新的广播电台，以便在必要时接替陕北台的播音。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陕北台新址与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一起设在太行山麓的沙河村。3月底，这里接替了陕北台的播音，柏立、于韵琴、兰林、胡迦陵加入播音队伍。4月底，陕北台的同志东渡黄河，来到太行，到达涉县的沙河村。这时的播音员，除孟启予、钱家楣等人外，又增加了齐越、夏沙。5月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在王家湾听到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在广播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播音员钱家楣播到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发动内战时，言辞痛斥，慷慨激昂。毛泽东称赞：“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9月，电台开办英语节目，魏琳担任播音员。1948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于五月下旬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陕北台跟随新华总社一起来到平山。在这里，播音队伍逐渐壮大，晋察冀台播音员并入了陕北台，孟启予任播音组组长，丁一岚任副组长，播音员有齐越、钱家楣、李惠一、柏立、邱源、杨洁、智世民、郑宁、柏思培等。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往北平，齐越、刘涵、吴影、姚琪、康普、刘淮、韩皓等播音员由徐迈进带队，接管了西长安街的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音队伍新增加了陈真、王艾英、刘涵。1949年12月5日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据《东北人民广播史》一书附录中的“东北各台工作人员名单”显示，东北16座广播电台建国前各个时期的播音员，出出进进达184人。播音业务上有一定风格的主要有齐齐哈尔台的陈鸿声、陶淑琴、李凡富，热河台的栾菊龄，东北台的杨春荣、罗南，通化台的宋雨枫，哈尔滨台的林立，大连台的于光等。此外，张家口台播音员有贺业权、苏安、王乔、陈希庸、卓祥、兰文长，邯郸台播音员有纪清、余铭玖、程捷、潘兰、宋铮、于明昭，华东台有苏佩、夏之平、黄其、郭冰、言炎、钱乃立、张之，济南台有薛冰、徐彬，西北台有于毅、张慰、丁力、赵勉，天津台有徐恒、林青、高心一、陈冰，杭州台有陈平，南京台有邱原，湖南台有刘志恒、王静、肖金等。解放前，上海的30多座私营小型电台后来合并成为联合台。联合台的播音员后来有不少并入了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要有陈淑莲、张苓、周亦芳、张达夫、陆进云、龚敏芝、向佩华等。原国民党上海电台播音员施燕声、施岁华、哈丽莲、何凤清、仓凯那等也留用至上海华东台，原国民党南京台蔡美娴留用在南京台，原国民党湖南台钱鲁贤、李莉留用在湖南台，原国民党中央台吴祥祜留用在广西台，等等。
1949年10月1日，丁一岚、齐越现场广播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这是人民广播首次对全国进行重大政治庆典的实况播音，并由全国各地的地方电台联播。从此，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遍布全国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达40多座，全国分为六个大行政区，除华北行政区外，先后建立了五个大行政区广播电台：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上海，1950年4月1日)、西南人民广播电台(重庆，1950年5月5日)、中南人民广播电台(武汉，1950年5月1日)、东北人民广播电台(沈阳，1950年4月15日)、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西安，1950年9月1日)。这些行政区台，担负着面向全地区的广播宣传和管理本区广播事业的双重任务。
1950年7月齐越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科科长。1952年12月，在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召开播音工作座谈会。北京、天津、上海、甘肃等地的播音组长、播音员、台长和编辑共73 人参加了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播音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播音工作的性质、任务、作用、重要性以及播音员的要求和应学习的内容。1954年7月，中央台齐越同志作为中国广播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先在中央台传达了苏联播音工作经验，并翻译了苏联播音员撰写的一些文章。当时，中央台播音组在学习借鉴苏联播音经验的同时，开始总结自己的播音经验。经过集体讨论，共写出了《播音员和播音工作》《克服报道新闻的八股腔》等五篇文章，这是总结播音工作经验较早的文章。195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播音员指导委员会，负责播音员的培训和考核，齐越担任艺术指导，成员有夏青、林田、潘捷、李兵。委员会下设对内部播音组，组长徐恒，副组长马尔芳、吴景玉；对外播音组组长姚琪，副组长费寄平。
1954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应运而生。它为新中国的广播事业输送了一批年轻有为的人才。1955 年3 月，由中央广播事业局地播处处主持筹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播音业务学习会，对中国播音理论有系统、成规模的探讨和形成，正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也是中国播音史和中国播音学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1955年年末，因全国各省电台，尤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特别是男播音员）奇缺，因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北京市几所中学的高三学生中，经过口播考试，选取了18名学生办了一期播音员短训班。这个班于1956年2月17日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刚竣工的灰楼开学，班级直接领导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组长徐恒，行政管理老师为张国英，林田任班主任兼团支部书记，1956年2月末结业。1956年9月、1957年11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又先后主办了播音员训练班，为中央及各地方台输送了急需的播音人才。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紧密相关。到1957年，基本上建成了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全国性广播宣传网，全国有广播电台61座，到1962年初，全国地方广播电台发展到145座。
1960年，为了充实补齐播音队伍，周总理指示在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德才兼备之才，经过培训输送广播一线。培训班由北京广播学院负责，9月5日开学，课程丰富多样，开设了文学、历史、语法、修辞、语言技巧、播音业务、国际通识等课程。由齐越、夏青、潘捷、林田、费寄平等著名播音员教授专业课，还有侯宝林、白凤鸣、马增芬等艺术家参与教学。因各台急需用人，这个班仅学习一学期，就于1961 年2 月提前结束培训，走上播音岗位。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挑选了包括铁城、雅坤、虹云、丁然、金锋、赵培、徐曼、钟瑞、龙珍等在内的18名优秀学员担任播音员。1962 年7 月，北京广播学院首届新闻系播音专科生28人毕业。这个班也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学院内组建的当时国内高校的第一个播音专业，动员新闻系、外语系等各系一批优秀学生改学播音专业。后来分配到贵州台的王振堂就是这个班的班长，唐宏仁（播音名陈刚）、张慧等人分配在中央台，张慧后来借调去湖北台，之后调回广播学院任教。
1963 年，继之前的短期培训班和临时组建的播音专业毕业之后，北京广播学院率先招收我国高等学校学历教育中的、正式的中文播音专业大专学生。徐恒、马尔方、王璐、张颂等人创办了播音专业。从1963 级播音大专班开始，招收了1963级、1964级、1965级三届学生。后来对广播播音主持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做出过较大贡献的李刚、吴郁、白龙、杜青、沈鹏飞、张群妹、宋秀兰、常亮、王雷、解如光、孔建清、蔡乃雅、吴弘毅、张金莱、张书玷、刘玉香、李江红、裴立华、王泰兴、朱山、王桂花、李运生、陈静等都是那一时期毕业的佼佼者。1963年，齐越在上海台播音组的讲话成为播音理论的奠基之作。以此为标志，开始了中国播音学的探索。1966 年，北京广播学院停止办学。1967年元月，中央决定对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一律停止编辑和播送地方台自办节目，全体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地方电台宣传工作陷于瘫痪状态。文革期间，播音内容受到限制，不少播音员遭受迫害。一大批老一辈优秀的播音员被扣上“反动权威”、“黑五类”、“修正主义苗子”等各种各样的帽子。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遭到迫害与批判，下放干校劳动改造，被迫调离了播音岗位岗位。尽管文革对广播事业是一场巨大的摧残，播音事业遭到重创，但是广大播音工作者在逆境中生存，尽自己所能为播音事业做出贡献。中央台当时主要的播音员有夏青、铁城、方明、陈刚、曹山、丁然、王琦、常亮、潘捷、葛兰、王欢、雅坤、赵培、徐曼、虹云等，他们坚守岗位，始终秉承人民广播的延安精神，认真严谨地对待每一次播音，播送的一些通讯类、文学类、文艺类作品，在播音创作和语言技巧上用心用情，全国各地电台也纷纷开设类似的节目，在播音中传递出作品原有的文学性和情感性，成为文革期间播音创作逆境中的一丝亮点。正是有了广大播音员不忘初心、潜心钻研，播音创作传统才得以在畸形的年代延续下来。1970年开始，中央台陆续从“工农兵”中选拔了雷阳、黎江、张悦、于芳、傅蕐、张文星等充实到播音队伍，老播音员始终牢记党和国家的重托，尽心扶持新人提高业务，这批人在老同志的传帮带下，刻苦训练，后来都成了播音战线的主力。
1973年，北京广播学院恢复办学。同年，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全国在职播音员学习班，齐越、沅华具体组织教学工作，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都派播音员参加了学习。1974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恢复播音专业招生，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入校，1975年、1976年又招了两届。王克瑞、马桂芬、陈雅丽、刘洪庆、王亚东、武安、杨世龙、臧新民、孟远、冯平、刘鹏、敬一丹、董传亮、杨曼、陆洋、邱志军、王福生、柳棣、张利民等优秀学员毕业后，均为播音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1975 年5 月，时年53 岁的齐越调往北京广播学院任教。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转折，给人民广播事业带来了新的春天。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播战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大批播音员重返话筒前。
1977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来自全国各地的35位青年才俊通过首届统考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原为三年制大专，后经申请，改为四年制本科。薛飞、杜宪、马玉坤、肖晓琳、刘静等毕业后均成为播音行业的骨干。1979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播音教研室召开了全国部分省市播音员播音语言表达座谈会。应邀参加会议的有17个省市的播音员代表，会议历时21 天。座谈会上，播音专业的教师和来自部分省市的播音员交流了播音语言表达方面的经验，探讨了播音的有关问题，并对播音教材《播音基础(语言表达部分)》提出了修改的意见。这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促进播音理论的研究，提高教学质量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80年，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成立，陆茜任副主任，这标志着我国高校首个播音系的诞生。9月，播音系在应用语言学专业之下招收播音方向硕士研究生，齐越成为首位播音专业硕士生导师，娄玉舟、姚喜双、付程、敬一丹成为齐越老师的硕士研究生。1980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十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重新确认了“广播要自己走路”的方针，极大地振奋了广大播音员的精神，调动了积极性，激发了创造力，以较大的步伐走上了改革、创新和振兴的道路。1981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播音经验交流会，这是播音界在改革开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会议讨论了播音“降调”的问题，指出新时期任务不同，播出内容不同，必须探索新的广播形式、新的播讲方法，提出了“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的主张。1983年3月，我国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不仅确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广电事业发展目标，奠定了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基本格局，同时更明确了广播电视要“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发展方针。1984年，张颂任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主任。1986年9月，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浙江传媒学院前身）在省内招收首届播音班学生23名，学制两年。由此形成了“北有北广，南有浙广”的播音教育双格局。
1986年的“珠江模式”不仅开创了中国广播人格化传播的新局面，而且拉开了中国广播整体架构向专业化迈进的改革序幕。
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正式确定播音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系列：播音指导、主任播音员、一级播音员、二级播音员。中央台夏青、林田、天津台关山、上海台陈醇、辽宁台路虹五位同志成为我国第一批播音指导。到1988年年底，全国广播电台数量达到461 座，广播人口覆盖率达70.6%。人民广播播音事业进入了稳健发展的时期。1987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在北京广播学院成立，齐越当选为名誉会长，夏青担任会长，张颂担任常务副会长。全国各省均有著名播音员担任常务理事或理事。1990 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主持人节目研究会，赵忠祥任会长，徐曼、雅坤、虹云等任副会长。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全国各省均成立了广播电视学会播音专业委员会。2005年6月，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关于改善和加强播音主持队伍管理的指示精神，根据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的部署，原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节目主持人研究委员会实行了合并重组。新组建的播音主持行业社团组织经国家民政部批准，定名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来自中央三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市级广播电视机构的播音员主持人200余人齐聚京城，共赴全国播音主持行业的盛会。2020年9月17日，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播音主持委员会换届，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李瑞英当选为会长，康辉当选为秘书长。
1992年10月28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开播，在借鉴“珠江模式”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形式改变了广播节目格局，调动了听众参与节目的积极性。
1994年10月，《中国播音学》出版发行，从学理层面集成性研究，宣告一门学科的诞生。1996年9月16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成立，张颂为首任院长。1998年，张颂成为中国播音学首位博士生导师，张政、李凤辉、马玉坤、喻梅、等陆续攻读张颂老师的博士生。至今，短训班、大专、续本、本科、双学位、研修班、艺术硕士班、专硕、学硕等连连举办。2000年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招收播音专业学生（2013年升格为山西传媒学院），2004年，浙江传媒学院升格为本科。2017年11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播音主持专业委员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来自全国93所高校和单位的200多位学界同仁参加大会。截至2022年，全国设立播音主持专业的高等院校达300多所，在校生达到两万余人，播音主持专业教育进入了“雨后春笋”的阶段，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相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进入到广播队伍。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广播进入频率专业化建设时代，从最初零散专业台的建立，到专业系列台的蓬勃发展，广大播音员主持人不断地调整定位，突出特色，提高节目品质。2000年10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规定播音员主持人应当达到规定的等级标准。2001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推行了《播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规定》，为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质量，规范对播音员主持人的岗位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2004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频率以“中国之声”为呼号开始了频道专业化的进程。2010年，中国之声又进行全新改版。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的主流广播媒体，从艰难起步、改革创新，到繁荣发展，逐步建立起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担负着传播主流信息、守望社会环境、引导社会舆论、树立主流价值取向等重要责任。中央、省市各级媒体地播音主持队伍，除了从专业院校挑选科班毕业生外，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或通过主持人大赛选拔新人，播音队伍人才辈出。
2005年6月3日至4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播音与主持艺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筹）第一届理事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2005年9月10日，国家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发出《广电总局关于批转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自律公约〉的通知》，为进一步提高播音员主持人队伍职业素质、规范播音员主持人队伍职业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主办的中国播音主持辉煌30年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地播音员主持人代表100多人与会。2010年12月，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召开了“纪念人民广播播音70周年”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播音员主持人和专业教师与会，会议以“继承传统，创新发展”为主题，回顾了人民广播播音主持工作7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人民广播播音主持取得的成就经验，探讨了播音主持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之路。2010年5月，全国播音主持学术暨出版研讨会在湖南张家界召开，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四十多名专家学者在会上就如何共同推动播音主持学科的发展和播音员、主持人队伍的繁荣壮大进行了研讨。为团结高校播音主持专业教育单位和教师队伍，为更好地促进播音主持专业教育学术研究，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倡议，与会代表全体通过，成立了“播音主持联盟”，张颂被推选为名誉主席。2018年4月，中广联合会播音主持委员会在2018年金话筒系列活动中，联合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共同举办2018改革开放四十年播音主持历史研讨活动。梳理了播音主持历史的发展脉络，科学总结了四十年来播音主持的发展规律。
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普及，人民广播事业顺应受众信息需求的变革，迎难而上，迅速向网络空间进军。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为标志，我国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在新媒体时代，各级广播电台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实现了自身与以“三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融合，新生代的一专多能型的主持人应运而生。
2018年3月，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台合一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国各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也全部合并，全国州市级以上电台均已与电视台合并，并与报纸融合，包含广播在内的1887家县级融媒体中心于2020年全部建成。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应急广播”被列为重点项目。按照国家基层公共服务标准和地方实施标准，建立健全长效系统建设和运行保障机制，有效发挥应急广播“最后一公里”传播优势，提升应急广播发布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面向人民群众提供应急广播公共服务。截至2021年6月的地级以上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频道频率名录、教育电视台及频道目录和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名录，共包括399家地级以上广播电视播出机构、35家教育电视台和2107家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据统计，到2021年底，全国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5%。2021年11月，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助力北京科技冬奥建设，基于全新5GNR广播技术顺利完成了“相约北京”冰球场地测试赛的场内多视角直播、全景VR视频直播等新型广播服务验证工作，这也是全球首个5GNR广播技术在商用场景下的系统能力验证，对后续加速产业链成熟和全场景业态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全国各地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主持人在媒体融合的浪潮中你追我赶，大显身手。
2022年4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召开播音员主持人工作座谈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宣部办公厅、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播音员主持人职业行为和社会活动管理的意见》，以“忠诚于党、明德敬业”为主题，部署推进加强播音员主持人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百年中国广播，经历了萌芽初创期、缓慢发展期、曲折前进期、改革兴盛期、成熟稳定期、繁荣发展期，如今进入了转型融合期。不同的阶段的广播节目形态、广播语言样态、广播播音风格都表现出各不相同的时代特征。总之，人民广播事业在延安精神的指引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遵循党性原则、坚守舆论导向，坚定人民立场、饱含人民情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将党和国家的声音传遍全国、传向世界。
从本质上说，广播播音理论研究就是对广播播音员主持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思与提升。早期的播音员，他们大多是基于对广播的特点、功能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极少对播音业务进行规律性的探讨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广播播音理论主要借鉴苏联的经验，重点围绕广播宣传工作展开，较少根据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这一本质特征进行系统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广播播音理论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与突破。张颂先生1981年曾在《研究播音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中国播音学的建立，以哲学和美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学艺术为学科支撑，集中研究和确立了三个学科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规律系统、播音主持艺术理论系统、大众传播与人际交流关系系统”。1999年，张颂先生又在《研究播音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中强调：“播音理论研究的课题繁重而紧迫。关于史论方面。我国的播音历史基本上属于空白领域，现有的论著凤毛麟角，在历史分期、阶段特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等方面有待于从学科体系、整体风貌、分类论述等重大问题上作出分析，给以论证。
目前，了解情况的老播音员、老领导有不少人健在，必须尽快向他们征求意见，请他们提供资料，然后认真梳理。先从一件事、一个作品、一位先驱者人手，以点带面，集腋成裘。张颂先生不愧是播音界的学术泰斗，他的高瞻远瞩、他的远见卓识、他的先见之明，为我们探究播音学科的发展、理论研究的路径指明了方向。不论哪一门学科、哪一个专业，其理论与实践研究都离不开史学。我们在对中国广播播音史的梳理过程中，会发现有很多值得借鉴、值得传承的东西。这些经验的积累、规律的习得，代表性人物的成长历程以及播音特色与风格，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我们的现实工作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研究广播播音史，汲取传统智慧，不仅能为当前的播音主持艺术创作提供指导，同时也是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一条重要途径。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正是齐越、夏青、张颂、方明等播音前辈所倡导和遵循的学术精神。
中国播音史的研究任重道远。如何深入挖掘、整理？同时还要观照全局、面向全国，做到见一知十、意义典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尊重历史、回望昨天、鉴往知来”绝非一句空话，必须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才能完成。
百年奋斗，薪火相传。肩负责任使命，不负伟大时代。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播音主持事业，需要更多的新人接过前辈的话筒，继承传统，创新进取，乘风破浪，披荆斩棘，一起走向未来！
文章来源：学术交流声音 作者：曾致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
中国广播诞生于1923年。美国人奥斯邦（E.G.Osborn）租用上海外滩广东路三号大来洋行的屋顶，与美资英文报纸《大陆报》创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呼号为XRO，于1923 年1 月23 日晚首次播出，这是中国境内开设的第一座广播电台。1923年至1926年间，哈尔滨曾进行过无线电实验和无线电广播实验，呼号为XOH，1928年1月1日，新建的哈尔滨广播电台正式启用，更改呼号为COHB。1928年1月1日，沈阳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呼号COMK。1927年3月，东北无线电监督处在北京、天津设立广播无线电办事处。5月15日，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呼号COTN，9月1日，北京无线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呼号COPK。1927年3月18日，上海新新公司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这是一座民营广播电台，呼号为XGX，后改为XLHA，年底，北京也出现了一座燕声广播电台。
1928年8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创办了中央广播电台，其时功率只有500瓦，黄天如是第一任播音员，但当时的播音人员没有完全固定，播音语言和节目都不太规范。1932年新建的75千瓦强功率电台开播，呼号XGOA，广播节目纳入正轨。1933年，由总工程师冯简到北平负责招考播音员，这是国民党中央电台第一次公开选拔播音员。考试分为口试和笔试两项，口试由冯简提问，涉及文史哲、天文、地理、科学等常识，笔试包括地理、历史、语言、数学和用国语注音字母写一篇文章。1935年、1936年中央广播电台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公开招考播音员，对播音员的条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了文化素养，口齿清朗，国语纯正，语气得当，常识丰富等。1933年在众多的报考人员中选拔出的刘俊英、张洁莲、吴祥祜，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比较有影响的播音员，特别是刘俊英，被报刊誉为“南京夜莺”。到1937年七七抗战全面爆发的近十年间，国民党地区共有官办民营广播电台70多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的中央台西迁，于1938年3月10日在重庆恢复播音。部分地方广播电台则由城市前往偏僻地区播音，如福州台前往永安，改名为福建广播电台，长沙台迁往沅陵，改名为湖南广播电台，西安台迁往南郑，改为陕西广播电台，江西广播电台由南昌迁往吉安等。
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出现的民营广播电台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类是教育公益性的，由地方民众教育馆、大中学校或民间组织主办，如无锡的江苏教育学院广播电台、徐州民众教育馆的徐州广播电台、南昌的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广播电台、济南的齐鲁大学广播电台等。第二类是宗教性的，如上海的佛音广播电台、福音广播电台，由佛教会主办。第三类是商业性的，这类电台数量多，大多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杭州、苏州、宁波、绍兴等城市也有一些。据1937年6月统计，全国共有商业性广播电台45座，上海有近30家，如亚美、大中华、东方、华东、华美、友联，华兴、华侨、富兴等广播电台。1934年11月12日，上海成立了上海市民营无线电播音业同业公会，出席代表43人，选举王完白为主席，苏祖国等8人为执委。民营电台播音员分为专职和兼职，专职的称为“报告员”，兼职的称为“播音人（者）”或“游艺员”（大多由京剧、话剧、歌舞、音乐、滑稽剧人兼任），各家电台都只有两位左右的专职播音员，他们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收入，兼职的只是临时性地去担任某些节目的演播。各家电台成立的背景、播出的内容、面对的受众也各不相同。有的电台是商业电台，节目多以市场为导向，播送商业节目和娱乐节目，早期上海的外商电台因以推销收音机为目的，在节目编排上多以音乐为主，辅以新闻、金融交易行情等。开洛电台各分台还使用不同的语言（方言）播音，申报馆分台用的是上海话，大晚报馆分台和巴黎饭店分台用的是英语，神户电气公司分台则使用日语播报。三、四十年代《音苑》《申报》等报刊杂志曾对在各家电台播过音的报告员、游艺人（员）有过文字描写，如王耐雪、密司王、薛陶先生、金枫、敏珊、张芝、华伯明、姚慕双、白萍、哈蓓蓓、竺水招、邵玉华、梨娜、莉英、王爱娜、徐大钧、白亚民、李介夫、黄元鼎、何凤倩、姚国英等。其中，朱美玲被誉为“报告皇后”，称其“口齿伶俐，娓娓动听”“红遍整个播音圈”“拥有大量听众”。在哈尔滨台，陈慎修、李淑玲等，后人也对他们有过文字记录。1941年12月1日，上海成立了播音游艺人员联谊社。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占领的上海，有一座独具特色的反法西斯广播电台“苏联呼声”广播电台，由苏联在上海设立的领事馆以苏商名义创办，于1941年9月27日播音。男女播音员分别是岳起（乐嘉树）、桂碧清。主要报道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和评论，除新闻节目外，还有京剧、越剧等文艺节目。该台还陆续播出过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人的文学作品。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广播事业诞生！在周恩来同志的具体组织下，通讯战士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在延安西北三十余华里的王皮湾小村庄的半山腰上，开凿两孔窖洞作为机房和动力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广播电台的筹建任务基本完成，开始用XNCR 的呼号试验广播。
1940年12月30日，播音员麦风（徐瑞璋）发出了人民广播第一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红色电波第一次飞向天空，把延安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翻开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史的第一页。和徐瑞璋同时担任播音员的还有姚雯，1941年，肖岩、原志清加入了播音队伍，1943年，孙茜加入了播音队伍。由于当时的技术等条件所限，开播不久就停播了。1945年9月11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李慕琳、孟启予参加播音工作。1946年1月，王恂成为延安台的第一位男播音员。1946 年6 月，于一、钱家楣参加播音工作，12月，杨慧琳参加播音工作。在当时的战争坏境中，延安台进行了三次战争转移，1947年3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即，晋察冀鲁解放区接到中央指示，立即着手筹建新的广播电台，以便在必要时接替陕北台的播音。经过紧张的准备工作，陕北台新址与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一起设在太行山麓的沙河村。3月底，这里接替了陕北台的播音，柏立、于韵琴、兰林、胡迦陵加入播音队伍。4月底，陕北台的同志东渡黄河，来到太行，到达涉县的沙河村。这时的播音员，除孟启予、钱家楣等人外，又增加了齐越、夏沙。5月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陆定一在王家湾听到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在广播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播音员钱家楣播到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发动内战时，言辞痛斥，慷慨激昂。毛泽东称赞：“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9月，电台开办英语节目，魏琳担任播音员。1948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于五月下旬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陕北台跟随新华总社一起来到平山。在这里，播音队伍逐渐壮大，晋察冀台播音员并入了陕北台，孟启予任播音组组长，丁一岚任副组长，播音员有齐越、钱家楣、李惠一、柏立、邱源、杨洁、智世民、郑宁、柏思培等。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往北平，齐越、刘涵、吴影、姚琪、康普、刘淮、韩皓等播音员由徐迈进带队，接管了西长安街的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音队伍新增加了陈真、王艾英、刘涵。1949年12月5日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据《东北人民广播史》一书附录中的“东北各台工作人员名单”显示，东北16座广播电台建国前各个时期的播音员，出出进进达184人。播音业务上有一定风格的主要有齐齐哈尔台的陈鸿声、陶淑琴、李凡富，热河台的栾菊龄，东北台的杨春荣、罗南，通化台的宋雨枫，哈尔滨台的林立，大连台的于光等。此外，张家口台播音员有贺业权、苏安、王乔、陈希庸、卓祥、兰文长，邯郸台播音员有纪清、余铭玖、程捷、潘兰、宋铮、于明昭，华东台有苏佩、夏之平、黄其、郭冰、言炎、钱乃立、张之，济南台有薛冰、徐彬，西北台有于毅、张慰、丁力、赵勉，天津台有徐恒、林青、高心一、陈冰，杭州台有陈平，南京台有邱原，湖南台有刘志恒、王静、肖金等。解放前，上海的30多座私营小型电台后来合并成为联合台。联合台的播音员后来有不少并入了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要有陈淑莲、张苓、周亦芳、张达夫、陆进云、龚敏芝、向佩华等。原国民党上海电台播音员施燕声、施岁华、哈丽莲、何凤清、仓凯那等也留用至上海华东台，原国民党南京台蔡美娴留用在南京台，原国民党湖南台钱鲁贤、李莉留用在湖南台，原国民党中央台吴祥祜留用在广西台，等等。
1949年10月1日，丁一岚、齐越现场广播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这是人民广播首次对全国进行重大政治庆典的实况播音，并由全国各地的地方电台联播。从此，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遍布全国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达40多座，全国分为六个大行政区，除华北行政区外，先后建立了五个大行政区广播电台：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上海，1950年4月1日)、西南人民广播电台(重庆，1950年5月5日)、中南人民广播电台(武汉，1950年5月1日)、东北人民广播电台(沈阳，1950年4月15日)、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西安，1950年9月1日)。这些行政区台，担负着面向全地区的广播宣传和管理本区广播事业的双重任务。
1950年7月齐越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科科长。1952年12月，在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召开播音工作座谈会。北京、天津、上海、甘肃等地的播音组长、播音员、台长和编辑共73 人参加了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播音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播音工作的性质、任务、作用、重要性以及播音员的要求和应学习的内容。1954年7月，中央台齐越同志作为中国广播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先在中央台传达了苏联播音工作经验，并翻译了苏联播音员撰写的一些文章。当时，中央台播音组在学习借鉴苏联播音经验的同时，开始总结自己的播音经验。经过集体讨论，共写出了《播音员和播音工作》《克服报道新闻的八股腔》等五篇文章，这是总结播音工作经验较早的文章。195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播音员指导委员会，负责播音员的培训和考核，齐越担任艺术指导，成员有夏青、林田、潘捷、李兵。委员会下设对内部播音组，组长徐恒，副组长马尔芳、吴景玉；对外播音组组长姚琪，副组长费寄平。
1954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应运而生。它为新中国的广播事业输送了一批年轻有为的人才。1955 年3 月，由中央广播事业局地播处处主持筹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播音业务学习会，对中国播音理论有系统、成规模的探讨和形成，正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也是中国播音史和中国播音学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1955年年末，因全国各省电台，尤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特别是男播音员）奇缺，因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北京市几所中学的高三学生中，经过口播考试，选取了18名学生办了一期播音员短训班。这个班于1956年2月17日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刚竣工的灰楼开学，班级直接领导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组长徐恒，行政管理老师为张国英，林田任班主任兼团支部书记，1956年2月末结业。1956年9月、1957年11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又先后主办了播音员训练班，为中央及各地方台输送了急需的播音人才。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紧密相关。到1957年，基本上建成了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全国性广播宣传网，全国有广播电台61座，到1962年初，全国地方广播电台发展到145座。
1960年，为了充实补齐播音队伍，周总理指示在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德才兼备之才，经过培训输送广播一线。培训班由北京广播学院负责，9月5日开学，课程丰富多样，开设了文学、历史、语法、修辞、语言技巧、播音业务、国际通识等课程。由齐越、夏青、潘捷、林田、费寄平等著名播音员教授专业课，还有侯宝林、白凤鸣、马增芬等艺术家参与教学。因各台急需用人，这个班仅学习一学期，就于1961 年2 月提前结束培训，走上播音岗位。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挑选了包括铁城、雅坤、虹云、丁然、金锋、赵培、徐曼、钟瑞、龙珍等在内的18名优秀学员担任播音员。1962 年7 月，北京广播学院首届新闻系播音专科生28人毕业。这个班也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学院内组建的当时国内高校的第一个播音专业，动员新闻系、外语系等各系一批优秀学生改学播音专业。后来分配到贵州台的王振堂就是这个班的班长，唐宏仁（播音名陈刚）、张慧等人分配在中央台，张慧后来借调去湖北台，之后调回广播学院任教。
1963 年，继之前的短期培训班和临时组建的播音专业毕业之后，北京广播学院率先招收我国高等学校学历教育中的、正式的中文播音专业大专学生。徐恒、马尔方、王璐、张颂等人创办了播音专业。从1963 级播音大专班开始，招收了1963级、1964级、1965级三届学生。后来对广播播音主持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做出过较大贡献的李刚、吴郁、白龙、杜青、沈鹏飞、张群妹、宋秀兰、常亮、王雷、解如光、孔建清、蔡乃雅、吴弘毅、张金莱、张书玷、刘玉香、李江红、裴立华、王泰兴、朱山、王桂花、李运生、陈静等都是那一时期毕业的佼佼者。1963年，齐越在上海台播音组的讲话成为播音理论的奠基之作。以此为标志，开始了中国播音学的探索。1966 年，北京广播学院停止办学。1967年元月，中央决定对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一律停止编辑和播送地方台自办节目，全体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地方电台宣传工作陷于瘫痪状态。文革期间，播音内容受到限制，不少播音员遭受迫害。一大批老一辈优秀的播音员被扣上“反动权威”、“黑五类”、“修正主义苗子”等各种各样的帽子。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遭到迫害与批判，下放干校劳动改造，被迫调离了播音岗位岗位。尽管文革对广播事业是一场巨大的摧残，播音事业遭到重创，但是广大播音工作者在逆境中生存，尽自己所能为播音事业做出贡献。中央台当时主要的播音员有夏青、铁城、方明、陈刚、曹山、丁然、王琦、常亮、潘捷、葛兰、王欢、雅坤、赵培、徐曼、虹云等，他们坚守岗位，始终秉承人民广播的延安精神，认真严谨地对待每一次播音，播送的一些通讯类、文学类、文艺类作品，在播音创作和语言技巧上用心用情，全国各地电台也纷纷开设类似的节目，在播音中传递出作品原有的文学性和情感性，成为文革期间播音创作逆境中的一丝亮点。正是有了广大播音员不忘初心、潜心钻研，播音创作传统才得以在畸形的年代延续下来。1970年开始，中央台陆续从“工农兵”中选拔了雷阳、黎江、张悦、于芳、傅蕐、张文星等充实到播音队伍，老播音员始终牢记党和国家的重托，尽心扶持新人提高业务，这批人在老同志的传帮带下，刻苦训练，后来都成了播音战线的主力。
1973年，北京广播学院恢复办学。同年，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全国在职播音员学习班，齐越、沅华具体组织教学工作，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都派播音员参加了学习。1974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恢复播音专业招生，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入校，1975年、1976年又招了两届。王克瑞、马桂芬、陈雅丽、刘洪庆、王亚东、武安、杨世龙、臧新民、孟远、冯平、刘鹏、敬一丹、董传亮、杨曼、陆洋、邱志军、王福生、柳棣、张利民等优秀学员毕业后，均为播音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1975 年5 月，时年53 岁的齐越调往北京广播学院任教。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转折，给人民广播事业带来了新的春天。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播战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大批播音员重返话筒前。
1977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来自全国各地的35位青年才俊通过首届统考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原为三年制大专，后经申请，改为四年制本科。薛飞、杜宪、马玉坤、肖晓琳、刘静等毕业后均成为播音行业的骨干。1979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播音教研室召开了全国部分省市播音员播音语言表达座谈会。应邀参加会议的有17个省市的播音员代表，会议历时21 天。座谈会上，播音专业的教师和来自部分省市的播音员交流了播音语言表达方面的经验，探讨了播音的有关问题，并对播音教材《播音基础(语言表达部分)》提出了修改的意见。这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促进播音理论的研究，提高教学质量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80年，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成立，陆茜任副主任，这标志着我国高校首个播音系的诞生。9月，播音系在应用语言学专业之下招收播音方向硕士研究生，齐越成为首位播音专业硕士生导师，娄玉舟、姚喜双、付程、敬一丹成为齐越老师的硕士研究生。1980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十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重新确认了“广播要自己走路”的方针，极大地振奋了广大播音员的精神，调动了积极性，激发了创造力，以较大的步伐走上了改革、创新和振兴的道路。1981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播音经验交流会，这是播音界在改革开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会议讨论了播音“降调”的问题，指出新时期任务不同，播出内容不同，必须探索新的广播形式、新的播讲方法，提出了“大胆创新，百花齐放”的主张。1983年3月，我国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不仅确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广电事业发展目标，奠定了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基本格局，同时更明确了广播电视要“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发展方针。1984年，张颂任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主任。1986年9月，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浙江传媒学院前身）在省内招收首届播音班学生23名，学制两年。由此形成了“北有北广，南有浙广”的播音教育双格局。
1986年的“珠江模式”不仅开创了中国广播人格化传播的新局面，而且拉开了中国广播整体架构向专业化迈进的改革序幕。
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正式确定播音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系列：播音指导、主任播音员、一级播音员、二级播音员。中央台夏青、林田、天津台关山、上海台陈醇、辽宁台路虹五位同志成为我国第一批播音指导。到1988年年底，全国广播电台数量达到461 座，广播人口覆盖率达70.6%。人民广播播音事业进入了稳健发展的时期。1987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在北京广播学院成立，齐越当选为名誉会长，夏青担任会长，张颂担任常务副会长。全国各省均有著名播音员担任常务理事或理事。1990 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主持人节目研究会，赵忠祥任会长，徐曼、雅坤、虹云等任副会长。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全国各省均成立了广播电视学会播音专业委员会。2005年6月，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关于改善和加强播音主持队伍管理的指示精神，根据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的部署，原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委员会、节目主持人研究委员会实行了合并重组。新组建的播音主持行业社团组织经国家民政部批准，定名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来自中央三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市级广播电视机构的播音员主持人200余人齐聚京城，共赴全国播音主持行业的盛会。2020年9月17日，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播音主持委员会换届，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李瑞英当选为会长，康辉当选为秘书长。
1992年10月28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开播，在借鉴“珠江模式”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形式改变了广播节目格局，调动了听众参与节目的积极性。
1994年10月，《中国播音学》出版发行，从学理层面集成性研究，宣告一门学科的诞生。1996年9月16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成立，张颂为首任院长。1998年，张颂成为中国播音学首位博士生导师，张政、李凤辉、马玉坤、喻梅、等陆续攻读张颂老师的博士生。至今，短训班、大专、续本、本科、双学位、研修班、艺术硕士班、专硕、学硕等连连举办。2000年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招收播音专业学生（2013年升格为山西传媒学院），2004年，浙江传媒学院升格为本科。2017年11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播音主持专业委员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来自全国93所高校和单位的200多位学界同仁参加大会。截至2022年，全国设立播音主持专业的高等院校达300多所，在校生达到两万余人，播音主持专业教育进入了“雨后春笋”的阶段，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相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进入到广播队伍。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广播进入频率专业化建设时代，从最初零散专业台的建立，到专业系列台的蓬勃发展，广大播音员主持人不断地调整定位，突出特色，提高节目品质。2000年10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规定播音员主持人应当达到规定的等级标准。2001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推行了《播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规定》，为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质量，规范对播音员主持人的岗位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2004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频率以“中国之声”为呼号开始了频道专业化的进程。2010年，中国之声又进行全新改版。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代表的主流广播媒体，从艰难起步、改革创新，到繁荣发展，逐步建立起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担负着传播主流信息、守望社会环境、引导社会舆论、树立主流价值取向等重要责任。中央、省市各级媒体地播音主持队伍，除了从专业院校挑选科班毕业生外，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或通过主持人大赛选拔新人，播音队伍人才辈出。
2005年6月3日至4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播音与主持艺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筹）第一届理事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2005年9月10日，国家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发出《广电总局关于批转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自律公约〉的通知》，为进一步提高播音员主持人队伍职业素质、规范播音员主持人队伍职业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主办的中国播音主持辉煌30年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地播音员主持人代表100多人与会。2010年12月，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召开了“纪念人民广播播音70周年”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播音员主持人和专业教师与会，会议以“继承传统，创新发展”为主题，回顾了人民广播播音主持工作7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人民广播播音主持取得的成就经验，探讨了播音主持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之路。2010年5月，全国播音主持学术暨出版研讨会在湖南张家界召开，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四十多名专家学者在会上就如何共同推动播音主持学科的发展和播音员、主持人队伍的繁荣壮大进行了研讨。为团结高校播音主持专业教育单位和教师队伍，为更好地促进播音主持专业教育学术研究，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倡议，与会代表全体通过，成立了“播音主持联盟”，张颂被推选为名誉主席。2018年4月，中广联合会播音主持委员会在2018年金话筒系列活动中，联合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共同举办2018改革开放四十年播音主持历史研讨活动。梳理了播音主持历史的发展脉络，科学总结了四十年来播音主持的发展规律。
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普及，人民广播事业顺应受众信息需求的变革，迎难而上，迅速向网络空间进军。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为标志，我国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在新媒体时代，各级广播电台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实现了自身与以“三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融合，新生代的一专多能型的主持人应运而生。
2018年3月，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台合一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国各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也全部合并，全国州市级以上电台均已与电视台合并，并与报纸融合，包含广播在内的1887家县级融媒体中心于2020年全部建成。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应急广播”被列为重点项目。按照国家基层公共服务标准和地方实施标准，建立健全长效系统建设和运行保障机制，有效发挥应急广播“最后一公里”传播优势，提升应急广播发布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面向人民群众提供应急广播公共服务。截至2021年6月的地级以上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频道频率名录、教育电视台及频道目录和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名录，共包括399家地级以上广播电视播出机构、35家教育电视台和2107家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据统计，到2021年底，全国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5%。2021年11月，中国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助力北京科技冬奥建设，基于全新5GNR广播技术顺利完成了“相约北京”冰球场地测试赛的场内多视角直播、全景VR视频直播等新型广播服务验证工作，这也是全球首个5GNR广播技术在商用场景下的系统能力验证，对后续加速产业链成熟和全场景业态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全国各地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主持人在媒体融合的浪潮中你追我赶，大显身手。
2022年4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召开播音员主持人工作座谈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宣部办公厅、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播音员主持人职业行为和社会活动管理的意见》，以“忠诚于党、明德敬业”为主题，部署推进加强播音员主持人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百年中国广播，经历了萌芽初创期、缓慢发展期、曲折前进期、改革兴盛期、成熟稳定期、繁荣发展期，如今进入了转型融合期。不同的阶段的广播节目形态、广播语言样态、广播播音风格都表现出各不相同的时代特征。总之，人民广播事业在延安精神的指引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遵循党性原则、坚守舆论导向，坚定人民立场、饱含人民情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将党和国家的声音传遍全国、传向世界。
从本质上说，广播播音理论研究就是对广播播音员主持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思与提升。早期的播音员，他们大多是基于对广播的特点、功能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极少对播音业务进行规律性的探讨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广播播音理论主要借鉴苏联的经验，重点围绕广播宣传工作展开，较少根据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这一本质特征进行系统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广播播音理论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与突破。张颂先生1981年曾在《研究播音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中国播音学的建立，以哲学和美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学艺术为学科支撑，集中研究和确立了三个学科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规律系统、播音主持艺术理论系统、大众传播与人际交流关系系统”。1999年，张颂先生又在《研究播音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文中强调：“播音理论研究的课题繁重而紧迫。关于史论方面。我国的播音历史基本上属于空白领域，现有的论著凤毛麟角，在历史分期、阶段特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等方面有待于从学科体系、整体风貌、分类论述等重大问题上作出分析，给以论证。
目前，了解情况的老播音员、老领导有不少人健在，必须尽快向他们征求意见，请他们提供资料，然后认真梳理。先从一件事、一个作品、一位先驱者人手，以点带面，集腋成裘。张颂先生不愧是播音界的学术泰斗，他的高瞻远瞩、他的远见卓识、他的先见之明，为我们探究播音学科的发展、理论研究的路径指明了方向。不论哪一门学科、哪一个专业，其理论与实践研究都离不开史学。我们在对中国广播播音史的梳理过程中，会发现有很多值得借鉴、值得传承的东西。这些经验的积累、规律的习得，代表性人物的成长历程以及播音特色与风格，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我们的现实工作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研究广播播音史，汲取传统智慧，不仅能为当前的播音主持艺术创作提供指导，同时也是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一条重要途径。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正是齐越、夏青、张颂、方明等播音前辈所倡导和遵循的学术精神。
中国播音史的研究任重道远。如何深入挖掘、整理？同时还要观照全局、面向全国，做到见一知十、意义典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尊重历史、回望昨天、鉴往知来”绝非一句空话，必须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才能完成。
百年奋斗，薪火相传。肩负责任使命，不负伟大时代。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播音主持事业，需要更多的新人接过前辈的话筒，继承传统，创新进取，乘风破浪，披荆斩棘，一起走向未来！
文章来源：学术交流声音 作者：曾致